1978年，83岁的郭沫若与世长辞，令人痛心的是，紧接着仅仅八个月，妻子于立群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郭沫若的书房，那些泛黄的宣纸和古籍，静静地承载着他一生在文学与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思想和梦想。从初出的《女神》以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震撼文坛，到后来的甲骨文研究，深入探讨殷商历史，这位杰出的学者不仅通过诗歌点燃了时代的火焰，更通过考古与历史研究追问着文明的根基，在文学与学术的交汇点上翱翔。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安然离世。就在他去世后的八个月，妻子于立群却突然选择自尽。二人的悲剧有着怎样的缘由？而导致于立群绝望的那封信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郭沫若从小在传统家庭环境中成长，度过了他孩提时代的启蒙。他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而长辈们早已为他铺设好了人生的轨迹——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他选择了迎娶张琼华。在婚礼的那天，郭家大宅里彩灯高悬，喜气洋洋，郭沫若身着鲜艳的红袍，在亲友的见证下完成了拜天地、饮交杯酒等传统仪式。喧嚣逐渐平息，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他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缓慢走向洞房。
然而，当他迫不及待地揭开新娘的面纱时，心中顿时凉了半截，现实与幻想的落差让他感到失落。婚后五天，郭沫若便离家奔赴学业的旅程。
展开剩余87%1916年，郭沫若踏上了前往日本的留学之旅。在东京的某家医院，他邂逅了出身显赫的佐藤富子。这个来自日本上层社会的少女，家庭在当地颇具声望。然而，彼时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使得这段感情在萌芽之际就遭遇了重重阻碍。佐藤富子的父母对这场恋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干预试图阻止女儿与郭沫若的接触，但富子已下定决心，与家族决裂，搬出了豪华的家居，与郭沫若在简陋的租屋中开始共同生活。
这一大胆的决定，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更是与整个家族及社会关系的彻底断绝。郭沫若还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安娜。
安娜与郭沫若的婚后生活却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般幸福美满。出身名门的她在婚后为丈夫育有四子一女，从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转变为操持家务的主妇。她经常独自在厨房忙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洗涤碗筷，耳边是子女们此起彼伏的吵闹声。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年幼的孩子拉扯着她的衣襟，迫切发问。
“爸爸工作很忙，”安娜抹去手上的水渍，蹲下来为孩子整理衣领，安慰道，“等他忙完这段就会回来的。”
1923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顺利毕业。他收拾好了简陋的行李，带着日本妻子安娜和年幼的孩子们，踏上了返国的邮轮。然而，郭沫若并没有选择成为医生，而是毅然决然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他与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如郁达夫和成仿吾等人共同创立了创造社，开始在法租界的一间简陋办公室中开启他们的文化事业。
然而，创造社成立初期经营困难，微薄的稿酬难以支撑家庭的生活。在经济压力下，为了能给家庭更好的生活，郭沫若不得不将妻儿送回日本暂住，自己则继续在上海坚持文学创作与出版。这样的分离持续了近三年，直到1926年初，广东的中山大学向郭沫若发出聘书，邀请他担任文科学长，这份稳定的教职不仅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也让长期分离的家人得以在广州团聚。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家的政治局势却急剧动荡。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作为文人的郭沫若赫然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再次带妻儿仓皇逃亡，乘坐货轮返回日本。
1934年，由《大公报》派驻东京的记者于立忱在一次报道工作中租住的公寓恰好和郭沫若的住处仅隔一条街。在某个周末的午后，于立忱带着采访记录敲响了郭沫若的家门。“咚咚咚”，门后传来轻快的敲击声。
郭沫若打开门，见是于立忱，随即露出笑容：“于小姐，快请进。”他一边翻阅资料，一边说道：“辛苦于小姐了，总是麻烦你跑这一趟。”
两人逐渐熟络，之后的每个周末，于立忱总会找借口造访。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两个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渐渐感受到了特别的温暖，也就在这样的际遇中，爱情悄然萌芽。
随着两人关系的加深，于立忱发现郭沫若早已成家，育有数名孩子，这让她心生不安。1937年初，她决定回国。在告别前，于立忱再次来到郭沫若的住所：“我要回国了，郭先生。”
郭沫若流露出忧虑之色：“怎么这么突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于立忱强忍住眼泪，勉强挤出微笑：“只是想回去了，这里待得够久了。”
她回到国内，思念与疾病双重打击，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1937年7月，当郭沫若站在东京公寓的窗前，他的目光所及的报纸上赫然印着“日军全面侵华”的黑色大字。看着与他同在的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愧疚：“你们留下来会更安全。”
于是，郭沫若独自踏上归国的邮轮，参加抗日救亡的集会时，他遇见了于立群。这位眉眼间与于立忱有几分相似的女子正在挥舞传单，清脆的嗓音动员民众团结抗日。郭沫若望着眼前年轻坚定的面庞，不禁忆起了在东京街头为理想而奔走的岁月。
接下来的时光里，郭沫若伏案疾书，将心中满腔的悲愤与爱国情怀化作一篇篇作品。他的剧作中，《屈原》中的呐喊、《虎符》里的壮志、《棠棣之花》中姐弟的情深厚意，纷纷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
当这些剧作准备被改编成话剧时，在国泰剧院拥挤的后台，郭沫若再一次见到于立群，得知她竟是于立忱的妹妹后，心中的情感油然而生，随即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和追逐。
1939年，这对恋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于立群不仅是郭沫若的妻子，更是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在那段艰辛日子的背后，随着战争的硝烟弥漫，于立群被人称作“抗战夫人”，而她的存在无疑成为了郭沫若心中最坚实的支持。
时光荏苒，六名子女相继降生，照顾家庭的重担使得于立群的生活愈发忙碌与劳累。她的身体数次透支，但每当她看到郭沫若在学术与创作上取得的骄人成就，心中的喜悦和自豪感便会瞬间充盈。
1946年，郭安娜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到达了郭沫若的住所。然而，她未曾料到迎接她的却是郭沫若的冷漠与回避。安娜紧紧抱住孩子，掩面痛哭，伤心欲绝，最终缓缓离开了这个心碎之地。后来许多年来，郭安娜独自抚养孩子成长，守着自己的伤痛与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她选择留在这片土地，将自己对中国的深情融入了血脉之中，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公民。
在文革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于立群失去了两个儿子，巨大的悲痛无时无刻不袭来。“我们的孩子都没了，都没了……”她经常如此喃喃自语。常常独自坐在儿子们的房间，轻撫着他们留下的衣物与书本，哀伤与思念交织成浓重的情愫，整整一个下午。
1978年，郭沫若的病情日益严重，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于立群守在床边，泪水无尽地滑落，她哀求道：“沫若，你不能走，我已经失去了孩子，不能再失去你。”
郭沫若艰难地睁开疲惫的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立群，这辈子……对不起……”话未说完，他便永远地闭上了眼。
那一刻，于立群感觉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
在处理完郭沫若的后事后，她开始整理丈夫的遗物。那些泛黄的信笺和未完成的诗稿，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她与他过去的点滴回忆。在一个封闭已久的木箱底部，她无意间发现了一叠信件，纸张脆弱，然而字迹依旧清晰可辨。
当她展开信纸，映入眼帘的字句如刀锋般刺痛了她的心——那是郭沫若与姐姐于立忱之间秘而不宣的情感纠葛，以及姐姐最终选择自缢的难以承受的残酷真相。
于立群呆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心中交织着失子之痛、丧偶之悲，以及此刻揭示的残酷现实，使她再也无力面对生命的继续，最终在仅仅八个月后，选择了走向了那条绝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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